回朝张骞上报了猜想，皇帝的反应是“欣然”，立刻任命张骞为发间门使者，四道并出，凿通蜀地商路，强力平定西南盘踞的诸夷，“夜郎自大”等逸事，正肇因于此。
当然，相较于武帝开拓西域的伟业，他在西南商道的经营实际上是不足挂齿的。《史记》、《汉书》中均只有寥寥数笔而已。但却正是这寥寥数笔的小事，反而愈发能凸显武帝那真正超乎于庸俗之上的雄才大略。
征匈奴与平西域固然是辉煌的功业，但也恰恰因为它无可质疑的战略地位，历来便被汉帝视为头等要事；所谓“复九世之仇”，自文、景以降，从来都是念兹在兹，秣马厉兵不敢稍忘；执行这伟大的战略固然艰难，但至少决策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历代皇帝已经反复思虑过了，继嗣之君只需萧规而曹随即可。
但开通西南商道就不同了。相较于征伐匈奴历时数帝的思虑，凿通蜀地的依据不过只是张骞的一句话而已！
张骞会不会在撒谎？张骞会不会忽视了关键的消息？开凿西南商道的收益能否弥补成本？
每一个问题都无法回答，但偏偏每一个问题都是致命的。换言之，这是极端模糊、扭曲、充满了信息迷雾的领域，朝廷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拒绝决策，选择保守，将张骞的汇报一笔带过。但也唯有在这样模糊扭曲充满信息迷雾的领域，武皇帝那种敏锐到吓死人的眼光才超然脱乎群俗之上，真正展现出顶级政治家的能力。
仅凭一个使者在数千里外的异国他乡聆听到的只言片语，就果断做出国策级别的调整，这在各种意义上都近乎于疯狂；但武帝偏偏就做了，不仅做了，还做得相当坚决，也相当成功——他耗费巨资开辟的商道，后世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或曰“茶马古道”。自汉以降，西南商赋，蜀民生计，多半仰给于此；直至——直至百年以前，华夏最黑暗、最惨酷的年代里，在所有外援均被切断的时候，困守西南的中国人所唯一能仰赖的物资补充渠道，还是这条古道。
什么叫光耀百代的判断力？什么叫遗泽子孙两千年的决策？这就是。
当然，鉴于记载的简略，要从短短数句分析出武帝判断的依据，是不大可能了。但纵览史册，抚古追今，所唯一能形容皇帝的，恐怕也只有留侯张良的那句“殆天授之”了——真正是苍天所授，人力很难理解。
说白了，武帝当朝数十年，用人施政上的错误算是应有尽有，甚至翻过巫蛊之祸这样的大车，在政务的具体料理上未必能有那么突出；真正能令他高举于历史的顶点，乃至始皇帝与唐太宗亦有所不及的，恰恰是那种敏锐精准不可思议的战略判断——武皇帝在执行上或许翻过车，但至二十二岁掌权伊始，他就从没有在宏大的战略决策中犯过一丁点的失误，有过任何不该有的迟疑。
什么叫“宏大”？这所谓的“宏大”，影响的甚至不止都大汉一朝。以武皇帝的作风，他决策所遗留的恩泽动辄是千年起步，各种意义上的万世效法。譬如盐铁官营，譬如冶金技术，譬如丝绸之路，譬如西南的商道。如果展开历史稍稍阅览，那么除了各代沿袭不辍的秦制秦律以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与体系的变革，大多都发生在武帝的那数十年。
甚至——甚至到了现在，我们回望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商业贸易思路，也能发现某种惊人的即视感。
所以说，后人还真是没有创造力呢，对吧，武皇帝？】
皇帝相当矜持，而又谨慎的咳嗽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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