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工又问贺明珠：“贺厂长，奖金是按什么标准分配的？要是我们已经努力工作，但厂子这个月卖不出去罐头、盈利不好，那奖金还发吗？”
听到她的话，旁边的人急忙拉了一下她的袖子。
现在罐头厂才开门，连第一个罐头还没造出来呢，就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这不是成心给人找不痛快嘛。
贺明珠倒没不介意，只是笑着反问：“你对我们罐头厂的前景就这么不看好吗？”
女工没回应，小声嘀咕道：“那以前饼干厂的厂长也说厂子效益好，那不最后还是关门了吗……”
其他人没说话，但从表情来看，她们在心里是赞同这个女工的话。
杨冬梅急忙打圆场：“饼干厂是饼干厂，罐头厂是罐头厂，虽然用着同一个厂房，但是两家不同的厂子，不能拿饼干厂来类比我们罐头厂啊。”
女工们捧场地敷衍笑了笑，但显然，她们并没能听得进去杨冬梅的话。
贺明珠说：“关于罐头厂会不会是下一个饼干厂的问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也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对比一下两家厂子的不同之处。我只想说，罐头能不能做出来、做得好不好，需要大家共同协作；至于罐头能不能卖出去，就要看我的本事了。”
贺明珠将罐头销售的事情揽在自己身上，也就是说，如果罐头卖不出去、没有盈利的话，责任全部由她来承担。
听到这话，女工们不由得惊讶起来。
要知道当初饼干厂还开着时，负责人成天跑乌城大大小小的单位化缘，半卖半送，求着人家买一点他们厂的饼干，甚至还在街上摆摊，只是最后收效甚微，卖不出去的饼干在仓库堆成了小山，最后没办法，以饼干代替工资，给每个工人发了五斤饼干。
饼干厂的倒闭一方面是因为销售渠道堵塞，大量的饼干原材料和成品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现金流，却又无法变现，直接将生产→销售→再生产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给堵死了。
另一方便则是由于饼干做法老套，口味一成不变，而且由于在制作过程中缺少品控，导致出炉的饼干又硬又难吃，老头咬一口，连假牙都能崩飞。
因此，在没有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前提下，饼干厂负责人和女工们越努力越失败，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狂奔，直到厂子彻底散摊子。
女工们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作为普通工人，她们并没有改变的动力和权力。当
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厂里还能发工资，饼干卖不卖得出去就和她们无关。
因为此前在统购统销体制下，饼干厂的生产任务是由街道下达的，原材料也是通过体制内途径而获得，他们无须考虑后续的销售，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套还行得通，毕竟体制内天然具有开厂特权，能够近乎无成本地与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采购商建立排他性链接。
即使有厂子可以将饼干做得更好吃，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无法取得原材料，且无法将成品售卖出去的情况下，这些体制外的厂子也只能抱憾关门。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向全国，原本严丝合缝的体制被冲开了一道口子，将外界的空气送了进来，同时，也将“市场竞争”这个新鲜事物带到了所有人面前。
不出意料，习惯了张口等人喂饭的饼干厂缺乏竞争力，没过几年就倒闭关门了。
而女工们在失去稳定的工作后，在抱怨之余，也不禁开始思考和讨论饼干厂倒闭的原因。
如今，她们再次回到熟悉的厂房，所面对的却是陌生的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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