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鼎革之后， 大唐朝廷的格局其实相当尴尬。名位已定， 皇权底定， 如房、杜、长孙等秦王心腹， 自然是鸡犬升天，封侯拜相；但为了缓和新旧交替的冲突，降低宫变洗牌的难度，不少两面骑墙的老臣也被顺势保留；甚而言之，如萧禹、陈叔达等，当初还曾在海池御舟上力主秦王接班、平稳过渡呢。难道这个情分，你李二还能不认？
但朝廷的椅子只有那么几把，旧朝老登占得太多，新人就实在没法上位。你房、杜、长孙是飞黄腾达了，其余天策府功臣可还等着进步呢。就算要顾全大局拉拢老臣，忍耐一两年也就罢了，难道还真要等着老登们蹬腿不成？
以南朝梁、陈两家皇室的寿数来看，这怕是实在有点难熬呐。
以皇帝原本的规划，要解决这样陈年旧事的遗留麻烦，那少说也得五六年水磨功夫，磨到老登们百无聊赖，自愿滚蛋为止。但现在治水事大，却无疑是提供了一个绝妙的机会——朝廷的中心早晚要转移到治水上去，在这样的大事上摆烂溜病号，等于是亲手放弃了参予机要的权力；用不了一年半载的功夫，诸位老登恐怕就连文件都看不懂啦。
当然，光明正大、风光霁月之皇帝陛下，是一定不会干过河拆桥这样没品味的小人勾当。无论老臣们请假与否，待遇一律不受影响。公文照发，奏折照批，开会也可以永远保留位置。至于自己跟不上朝廷日新月异的步伐，败坏掉仅剩的那点权力，那总不能怪陛下不讲颜面吧？
这样光明正大的阳谋，实施起来总是让人格外愉快。皇帝欣欣然批转病退的奏折，指示留守京城的淮安靖王李神通赠送补品慰问老臣，还特意请现代专家组送去几台无线电，方便京城官吏随时联络行在，请示谏言。
无论如何，面子上总要过得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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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号称要巡视河工，但至尊车驾入关抵达黄河之后，却从不召见当地官吏，也不看河工上送来的报告，而是派遣心腹亲信，四散奔赴一线，接触在河道中挖土引水汗流浃背，忙得不亦乐乎的基层小吏、出苦力的民夫；下了死令要亲信们一一踩点询问，寻根究底，或者按皇帝读到的文件所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倒不是什么照猫画虎，而是深思熟虑的决策。李二陛下深知自己的斤两，晓得自己就是再寒窗苦学个十几年，也休想在专业领域挑战教授们吃饭的本事；无论如何都动摇不了现代世界在学术上绝对的权威。但通天的大路不止一条，专家组或许对水利了如指掌、无往不利，但对一千五百年前的大唐日常，却基本是一头雾水，两眼抓瞎，与当地官吏接触以来，闹出的笑话不知道多少。而这种种尴尬，甚至不是一点培训和资料能够解决的——再牛皮高明的历史学家，也不可能对中古时代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嘛。
不过，恰恰是这样结构化的矛盾，才给了皇帝陛下发挥才能的空间。一千五百年的差距悬殊之至，除了能自由往返时空门的至尊之外，还有谁能左右逢缘，弥合两代人的冲突呐？传道授业、解惑排疑的尊师，那当然是莫大的威望；但能排忧解难、随时平事说和的好大哥，不也是老大的影响力么？
至于怎么混社会、当大哥，使手段拉拢底层的游侠轻薄儿，还能有谁比当年的太原公子更熟悉啊？
这条中心思想确立之后，李二陛下就干得非常愉快。他派出亲信四处接触底层威望高手腕强的民夫头子，从上交的报告中挑出典型，一个一个亲自接见，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而林长史随时侍奉在侧，那才是亲自见识到了千古一帝，顶级政治家办事的风范——被召来见面的民夫官吏都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觐见至尊后往往是战战兢兢言语不能，僵木得活像假人；但无论对面多么的紧张恐惧，只要与皇帝交谈数句，都能相当迅速的平静下来；而后问答数次，便迅速建立了信任，春风化雨之中，即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气氛烘托到到情真意切处，甚至能说得对方涕泗横流，连连下拜，誓为陛下效死云云。
说白了，龙傲天小说中虎躯一震，霸气四射，小弟纳头便拜，大概也不过如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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