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猜测丝毫不错。在以狂风暴雨横扫了一遍自家的废物亲戚之后,皇帝迅速便挟此涤荡乾坤的积威,施展雷霆手段整顿吏治,借重刑清洗朝廷自上而下一切萎靡不正的风气。所谓正人先正己,立身而言行,先前皇帝默许纵容子弟贪墨,因此立身不正难行严法,朝野风气亦为之颓丧;而今下手先砍自己一刀,凌厉威严立刻便是勃然发作,压得公卿百寮动弹不得,再也无力阻止这狂风扫地的清洗。
而如此的清洗自然是别有用意。整肃官场不久的天命元年,皇帝立刻便下发数道诏令,以决绝的姿态宣示要“与民更始”、“再立新政”,不但接连派遣御史官吏检视各方水利与田地牧场,更颁布所谓《关中钦定耕作纲要》,纲要中条分缕析,叙述详密,不但一一规划了关中水文地理的流布兴革,更借地利而筹谋规划,厘定了数百上千条水脉沟渠的走向与脉络,以此修订水文调理沟渠挖通地脉,上上下下统合全局,足可以为关陇数千里之地提供源源不断的灌溉水流,彻底解决自隋末以来关中用水彼此割裂冲突、浪费极为严重的窘境。所谓“水旱由人”,大抵不过如是。
自古农耕靠天吃饭,最大的困扰便是水灾与旱灾,真要有这么一份统筹全局的水域图纸,那功德可谓无量。不过关中数千里耕地辽阔几无边际,真不知女皇是从何处得来这份指点水脉如掌上观文的秘宝。
但秘宝并非关键,关键的却是皇帝的决心。关中人口富庶百业云集,人地冲突的矛盾颇为严重,算是天下第一繁、难、艰、困的重任,非得大毅力不可料理。即使刻薄强横如隋文帝,亦只能浅尝则止,草草了事,又何况其余?可天命元年下发耕作与度田的诏令以后,女皇却真正是寸步不退,坚定不移,竟尔一步一步咬牙推进战线,反复拉锯折磨,将此百余年的繁难重任渐渐落到了实处——而期间百般矛盾谋划,千种繁难苦恼,则琐屑繁杂得不可胜计。
种种详尽的政务不必细说,在此仅以一斑而窥全豹:自垂拱元年女皇以圣母的身份摄政以来,朝廷垂衣裳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海内无事,政务清闲俭省,君臣议论不过三日一次,两三个时辰而已;而天命元年革新伊始,不但宰相日日于凤歌鸾台挑灯当值,君臣议政频率更是迅疾增加,终于到了一日两议每议半日的地步——某种意义上,也算是开天下风气之先,提前享受了超出于九九六的福报。
这种种蹈厉奋发的举止委实大大出乎意料,数载之间激浊扬清力行新政,简直有当年太宗皇帝贞观施政的遗风;因此市井议论,其实不无揣测之语——昔日太宗皇帝于玄武门“诛管、蔡之乱”,以不可言说的手腕谋取大位,而后数十年励精图治夙兴夜寐,未尝没有“逆取而顺守”的意思;而今皇帝以圣母临朝,难道也有效法先贤,借治世以洗刷声名的用意么?
这猜测牵扯到唐周两朝最为敏感深刻的逆鳞,真正是碰也不能碰的话题。因此,虽然升斗小民议论纷纷,舆论甚嚣尘上;宰执重臣们谨守法度,并不敢随意开口议论——自然,九九六福报无休无止,原本也不会留给各位公卿多少妄议君心的闲暇。
不过,以权术谋夺的皇位自然不如沙场征战来的皇位,女皇的权威亦远不如太宗皇帝的权威;皇帝推行新政的举止并非一帆风顺,一旦触及利益的底线,依旧遭遇了强烈的反弹。当皇帝下发了清理关中诸州水文的诏令以后,迅速便有大臣上书陈请,以为度田扩隐清丈水文的事务至为紧要,为示天下以诚,应当拣派皇室宗亲总览大局,震慑一切不谙大义的宵小。
这条奏请因循惯例,内容简直无可挑剔,但谦卑恭谨的条文之中,却隐约埋着极为险恶的伏笔。皇帝的母家武氏肆行非法,声誉已然扫地无余,若派出武家武三思武攸暨等等卧龙凤雏出行监察新政,那便是拿煌煌圣旨当擦屁股的厕纸,即使女皇的颜面也要被清扫个一干二净;而摒弃武家——设若摒弃武家诸多人选,圣上还能有什么选择?
是选她被废黜于房州的好大儿,还是选她被软禁于宫中的好二儿呐?总不能挑选李唐宗室幸存的那远枝残余吧?
这份奏疏深得朝堂权术三昧,轻描淡写连敲带打,精准击中皇帝绝不可言说的软肋。若非被收买上奏疏的炮灰小官没有资格上朝面圣,否则大概还能亲眼目睹女皇被恶心得面色怪异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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