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靖康至明末，整个中原居然两次亡于异族之手，而天下倾覆家国兴亡之时，明宋两代士大夫的作为更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理喻，堪称类人迷惑行为大赏！
用王夫之的话说，“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能够壮烈殉国的，都已经是士大夫中一等一的人才了，至于什么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绝世操作——你做什么梦呢？而今有这样的人物么？
说白了，平时读孔子读孟子读春秋读得太多太深，士大夫们深自砥砺，的确可以磨练出一番死不旋踵的浩然正气，但浩然正气磨砺得再泠冽再感人，又真能改变实际什么呢？道德批判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士大夫们莫不成是指望着用道德批判来推动这个世界吧？
这才是科举真正的，最致命的短板——朝堂上每一个人都是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天然而然伟大光荣又正确的道德高手，辩经能辩得天花乱坠浑然忘我，所谓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人肉转经筒；但朝堂之下呢？朝堂之下却是一泡烂污，行政能力在塌方一样的崩溃，整个社会的秩序也在这种崩溃中急剧萎缩，最后退化到连一千年以前都不如的地步！
是的，是连一千年以前的秦汉都不如的地步——若以军事而论，则西汉时布警备于四方，朝廷甚至能为驻守边境的底层士卒提供基本的识字教育；而宋明精兵尽数淤积于京城，可皇帝敢摸一摸京城大营的底子么？
而至为惨烈者，还是基层秩序的比较：秦汉之时中央的权力触手可以延伸到亭长一级，即使从而今遗留竹简的只言片语，也可以看出基层官吏在清理地方人口维护法律秩序的兢兢业业；而由宋至明清，朝廷的耳目则迅速自乡里一级收缩，仅仅只在县城中保存象征性的存在感，所谓的“皇权不下乡”正式发轫，华夏基层从此处于空芒一片的无政府状态。
这种种的退缩，保守、溃败，难道能归之于生产力，归之于某一个皇帝么？秦汉时以竹简牛车都可以维持的秩序，为什么偏偏到大宋以后便一败涂地，再也不可收拾？
归根究底，还是南宋遗民马端临那句痛彻心扉的话：“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风气浇漓颓丧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以科举选拔的士人成千上万，也不过只是乏才而劣智的蠢货而已！
如果纵观史论，那么这种因为行政能力匮乏而带来的秩序崩溃，对华夏的戕害简直无可计算。满腹经纶的辩经高手们唯一擅长的只有道德批判，而当现实拒绝按照四书五经的道德运转时，他们所唯一能做的便是破口大骂拼命攻讦，然后捂上眼睛视若不见。
所以我们能看到后一千年令人迷惑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皇帝肆无忌惮的凌辱这些只会玩弄嘴皮子的辩经家，毫无节制的扩张皇权；另一面却是朝廷果断抛弃了一切他们那贫弱的能力所不能负担的责任，蜷缩于区区几个大城市之中，真正开始了与乡绅贤达共天下的时代。
某种意义上，我们所熟悉的大半封建时代的罪孽，都是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辩经家们所创立的。权力厌恶真空，当朝廷的力量彻底从乡野中消退，宗族与豪强便接管了一切；随之而来的，便是宋代以后族权父权与夫权急剧的扩张，以及女性权益的迅速萎缩。乃至于沦为彻底的工具。
秦、汉、唐时，地方的官吏还能主动介入家族的纠纷，以法律稍稍维护妇女的权益；而宋朝以后，朝廷则默认宗族拥有处置族人财产地位来自身家性命的权力，我们熟知的“吃绝户”、“欺寡妇”便堂而皇之，闪亮登场
当然，仅仅默认还不够满足宗族的胃口，至明清两朝，这种摧残、打压与折辱更是抵达了巅峰。士大夫们摆脱了对女性最后的道德愧疚，堂而皇之的将“节妇”、“烈女”定义为了儒学新的规章，开始公然的允许宗族表彰“节妇”、“烈女”；于是族中女人争相求死，而地方县志中的“节烈传”开始迅速增长，终于蔚为壮观，自成一脉。
这是什么？这便是保守僵硬而孱弱的“宋化”——朝廷已然无力维持组织与动员，军事上衰竭得连祖宗疆域都无法维持；于是士大夫一转攻势，开始在女人的节烈贞操上大作文章；一切女人流下的血汗与泪水都因此变得甘美，而士大夫与宗族豪强们举杯痛饮，欢呼着这吞噬着受害者血肉而生的美好时代！
是的，多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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