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他无上的美却恰恰在于他的深情。屈原的想象同样瑰丽灿烂，汪洋恣肆处绝不逊于《逍遥游》；但纵览《天问》、《九歌》、《离骚》，无论诗人如何的歌咏山精鬼魅神明魂灵，可徜徉于光怪陆离的彼岸神国之时，却始终念念不能忘却“哀民生之多艰”、“民离散而相失”，情深不知所起，但屈子牵系凡间的乱离与纷扰，却永远不会有庄周那样的自由。
概而论之，庄子出世而屈子入世，庄子忘情而屈子深情，两人都在美学上抵达了某个不可逾越的高峰，但正因为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因此彼此可以瞻望可以欣赏，却绝难融合——忘情者如何深情？入世者如何出世？强行汇合寒冰与烈火，唯有走火入魔而已。
所以，所以自《风》、《骚》以来数千年，有人取法庄周而有人师从屈子，深切参悟各有所得，都能写出洋洋洒洒名垂千古的不朽巨作。但从没有人能跨越这深情与忘情的界限，兼备这两种文学的瑰丽与飘逸。毕竟，向沉重现实倾注感情，则心灵永远不得自在；心灵如若自在，则难免忘情于沉重的现实，这不应该是文艺的铁律么？
——除非，除非现实不再沉重，而足以令想象振翅而飞翔。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盛世的底色。
文艺为时代之先声，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唱出脱离于时代的歌。李白之所以能兼有屈、庄之美，正因为那飘扬高举、恢弘不可一世的盛唐。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天下无贵物”，海内富实而社稷治平，整个华夏的文化与经济臻至了它的鼎盛，乃至于几乎接近了儒家梦想中“三代”的政治。
在这样的鼎盛之下，一切仿佛都是明朗、轻快而又无拘无束的，短暂的挫折无碍于长久的美好；时代绚烂飞扬的少年气概勃勃腾发，而现实竟然表现出了繁盛下的温柔。所以当诗人以饱满炽热的感情注目这个世界时，他竟尔能不被粗粝的现实所伤，依旧保有某种天真。
只有这种近乎于纯稚的天真，才能同时驾驭屈原的瑰丽与庄子的超脱；但也唯有繁华强盛到匪夷所思，以至于短暂超出了几千年常理的时代，才能孕育出这样的天真。一旦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么再充沛丰裕的才力，也无法回顾那样的气概，所谓“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诚斯言也。
所以，李白只是盛唐的偶然而已。所谓“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得”，那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悟的天才之美。这样的美在历史中是昙花一现的，正如盛唐在历史中昙花一现。
在开元数十年如梦的盛世之后，唐人的诗歌亦随之大变，渐渐尚俗而尚怪。现实再次变得残酷而严苛，于是归隐与入世的矛盾再次显现，尽管入世的经纶已然不绝于口，但审美的意趣却转而青睐于细腻而华美的情感。
这当然是一种千姿百态的美，但尽态极妍的华美之后却是惨淡的现实——文人们的目光已经远离了沙场远离了边疆，远离了错综复杂却生机勃勃的人世间，而更多专注于某种狭细与舒适的心境；征服与开拓的心境日渐消磨，转而演变为逃遁与孤芳自赏的自爱与自怜，对纤细柔媚情感无止尽的探索与品味。
这种风气自中唐而始，终至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纵有元、白等人逆势而为，也终究无力挽回这必定的趋势。而这趋势的结局，稍有常识的人都该清楚了……不错，宋化已然不可逆转，而纤细柔媚的宋词即将诞生。盛唐的气运已经终结，人力无所能为。
甚至而言，终结的又何止是盛唐的气运呢？当宏大、开阔、进取的唐人之心渐渐化为封闭、纤细而敏感的宋人气质，原本寄托志向的诗歌便必将走向没落，要为更细腻新巧的词腾出舞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朝之后，诗歌的高峰也再不可复得。
无论怎么来说，在回望】
眼见光幕渐渐黯淡，女皇眯起了眼睛。
沉默片刻之后，她轻轻呵了一声。
寻常人等或许只能在这满篇唐诗的鉴赏中头晕目眩，茫然不能自已。但女皇何等人物，自然立刻从光幕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了底细：
所谓文为时之先声，为什么诗歌会一转由开拓疏朗奔放洒脱而变为狭窄封闭？为什么“并屈、庄以为一”的盛唐之音终成绝响，甚至被称为“人力所无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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