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执政风格高度一致，所以玄宗能将武皇的制度用得得心应手——他固然有难以遏制的权力欲望，却决不愿意为了权力而过度劳神，因此能充分尊重君臣界限之下的贤相，放手令重臣施为。也因如此，玄宗早期不少的荡涤弊政的改革，都带着名相们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姚崇、宋璟、张说，各有千秋。这算是玄宗朝极为鲜明的特色：只要选用一个强势而贤明的宰相，就能维持国势的蒸蒸日上。
但尴尬也就尴尬在这个特色上。当玄宗与宰相们精诚合作，充分为贤才提供发挥空间的时候，他大概从没有想过一件小事：
这套制度与用人体系是很成功的，但如果太成功了，该怎么办？
——太成功了也是麻烦么？不错，对玄宗来说，那的确是天大的麻烦。
因为前期的贤相实在太过出色，至开元八年以后国势便渐渐增至极盛。时人的笔记曾经回忆，说开元年间疆域辽阔土地众多，押运各地税赋至长安的马队一年到头络绎不绝，无数押运的官吏在京城人吃马嚼，以至于长安的存粮都常常不足。】
女皇的指甲在拂尘玉柄上轻轻一刮，发出了刺耳的哔啵声。
她没有在意这突兀的声音，而兀自沉吟，思索着天幕似有意似无意，点到的关键：
粮食。
不错，以一个皇帝的敏感性，她立刻意识到了最根本的问题——自高宗以来，关中长安便时常有缺粮的风险，以至于天皇天后不得不时常移居洛阳，借黄河漕运而就近补粮；武周定鼎后皇帝定都洛阳，一面是为了表现新朝上承姬周的正统法理，另一面却也是为了缓和粮食供应的危机，让关中能稍稍喘一口气。
……但现下看来，即使迁都洛阳十余年，也遏止不住关中缺粮的趋势。
武皇眯了眯眼，想起了数日前宰相李昭德的劝谏。李昭德曾经委婉陈奏，说而今长安京郊可用的耕地不过两汉时的一半，人口却是两汉时的五倍有余，如此焉能不缺粮？为千秋万代所计，除就粮洛阳之外，还应当疏散长安人口，开辟新的耕地为是。
皇帝睿智善断，自然知道这是治本的良策。但治本的良策却未必可行——能在长安京郊拥有大量人口与土地的还能是谁？无非亲近皇权的豪贵而已！在高宗、太宗朝是李唐宗室，而今李唐宗室被诛灭殆尽，便是武家的近亲、春风得意的酷吏，乃至皇帝心爱的男宠。皇帝还要仰仗着这些人来制衡大臣，所以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含混过去而已。
但现在，有了“天命”撑腰，又矢志要做一个“明君”的皇帝，那心态可就迥然不同了……
皇帝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
【
粗粗一看，这简直是盛大到无可言喻的繁荣景象。但只要稍一细想，都能看出盛世下隐约潜伏的危机：京畿存粮居然连供应各地的马队都不够，设若遭遇变乱，何以自处？各地押运税赋的马队尚且要跋涉如此之久，那么天高皇帝远，朝廷是否还能维持在当地的影响力？
这是盛世之下，最为致命的要害。
而更为致命的是，李隆基完全没有修补这个要害的能力。
自始至终，玄宗都是一个标准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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