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惊异于那延续两千年的炼铁业，乃至于精准得不可思议的选址——如果阔别两千年之久的人都能在炼铁的地址上达成这样默契的共识，那是不是，是不是炼铁这样“鄙陋”的小技中，也是隐含着某种“道”的？
汉代士人鄙夷工匠，倒不仅仅因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更在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轻慢——工匠的本业做得再好，终究是依赖于本能于经验，而难以总结为普适的理论，不能推而广之；仅仅局限于一人的“经验”，固然可以磨砺出能工巧匠，但又如何能教化百姓，治理朝政呢？让天下人都来与你做学徒练手艺么？经验是短暂而鄙陋的，唯有经传中精微高妙的理论，才是永世不朽、可以流传千古的。
但如果——如果“经验”也能流传数千年之久，这经验之中，是否也有同样不朽的理论呢？
汲公博学广闻，仅仅聆听着天幕的只言片语，便不自觉的思索起了极为幽深高妙的玄理。
皇帝则是满脑子的建功立业，为所谓“武帝严选”自鸣得意了片刻之后，立即开始琢磨起了最实际的内容——如天幕所说，邯郸、舞阳、莱芜等地被两千年来历代人物公认，想必是极好的冶铁场地。至于鞍山——鞍山倒不知何地，但听“东北”二字，莫不成与卫满朝鲜有关？
皇帝自觉逻辑准确无误，暗自点头欣赏自己的机敏，在心中为所谓“朝鲜屠为九郡”的计划又加重了一笔。
【虽然冶金史的学者曾为此自嘲，什么“开铁厂最好带考古队”、“你还能有老祖宗聪明”云云，但武帝时的选址，显然绝非“聪明”二字可以解释。那时绝没有物候地理水文等等的知识，铁官们能选得这样若合符节，背后必然是大量艰苦的尝试，也必曾犯下不可胜计的错误；而这种耗费巨大的尝试背后，没有国家力量的坚决支持，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这种支持换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冶铁技术的进步绝不止在于武器，毕竟武器也消耗不了各地冶铁所的惊人产量——即使以下限估算，汉朝时建造的那些高达三米的高炉，一日也可以出铁一吨有余。
如此庞大的产铁量迅速自军队溢出，几乎立刻波及到了国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领域。自西汉中期以后，关中农民的耕作中便普遍出现了铁器的影子。原本笨拙、脆弱的青铜农具被更换为了远为强韧、牢靠的铁制器械，效率与耕作的质量立刻大为提升。武帝时，赵过费尽心血所开发出的“二牛三犁”的耦犁之法，正仰仗于锋锐的铁犁——考虑到中世纪时欧洲人还要依赖六七头牛同时拉犁耕地，这人力畜力的节省可想而知。
战国末年，诸子对农业的估计是“中农食七人”，一个中等的农民耕作的粮食可以供养七人；而到西汉中期，这一数字翻了两倍不止。考虑到这种惊人的农业飞跃，那么武皇帝及以后，大汉那种富裕得夸张的记载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种富裕甚至都不是史书寥寥几笔“府库充裕”可以概括。如果要窥豹一斑，就而今的考古来看，那么大汉的富盛已经不止于上层，而是由上至下蔓延沁润，真正形成了某种富贵浸淫已久，乃至不自知的风气——仅以大汉边境，北地居延为例；在仅有十余人戍守的小小烽火台之中，居然都有《仓颉篇》、《急就章》这样的识字书籍、练习书法的竹简，乃至大量的私人记录、信件。
换言之，纵使大汉蛮荒边境的将卒，所谓“恶少年”、“刑徒”出身的底层士兵，居然都能保有极高的识字率，甚至强烈的学习热情。
如果——如果对基层扫盲稍有理解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隐藏在竹筒、教材、信件背后是多么沛然不能抵御的力量。这种力量竟然能横扫数千年一切习俗、言语、交通的阻碍，突破落后与迷信的种种封锁，将帝国的文字与意愿精准投送到最卑微、偏远、不值一提的卒子面前。这是怎样无远弗届、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怎样匪夷所思、庞大无比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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