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是特意避开附近医院,坐了很久的车,才来到我们这里。”
听着护士的话,祝晴和曾咏珊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与坪洲居民描述的那位总穿长袖的女性吻合。
“伤势……何止是重?肋骨骨裂,手腕软组织挫伤,面部淤青,就连头皮都缺了一块,看得都疼。”
“当时医生给她处理完所有能包扎的伤口,特意跟她说,可以帮忙联系社工。但她只是摇头,说不需要。”
“很多家暴受害者都这样。”护士小声补充,“明明受了伤,却还是不敢反抗,甚至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就只是这样受着,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
莫振邦:“家暴?”
“她的伤势完全符合被家暴的特征,却坚称自己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但其实当时她的额头淤痕,明显是被人抓着头发往墙上撞。”
“也就是说,从医学角度判断,这些伤绝不可能是摔伤……”
警员们一阵沉默,耳畔只有病历纸页翻动的声音。
祝晴注意到病历本上联系方式的空白栏。
“有办法联系到她吗?”
对方无奈地摇头:“她没有填地址,也没有留联系电话,应该是不希望被我们找到。像这样的情况,就算我们想帮助她,也根本无从找起。”
这时,虚掩的病房门被轻轻推开。
另一名护士拿着记录本走出来。
“是问前两年那个舒小姐吗?”她说,“我记得当时妇女庇护所的项姑娘来发宣传手册,停下来和她聊了几句。好像……还给她留名片了。”
二十分钟后,警员们赶到这家私立医院护士口中的妇女庇护所。
办公室里,义工项姑娘在听明警方的来意后,起身从柜子里抽出一份档案。
“名片是我给舒小姐的,其实当时没抱希望,因为她连眼神交流都回避。就算脸上带着那么明显的伤,她还是坚持,说是自己摔的。”
“她第一次来我们这里,是一年半前。”项姑娘翻开记录本,“那天雨很大,她浑身都湿透了,整个人在发抖。依然说是摔伤,但我发现,她后背全是淤青。”
“舒小姐告诉我们,一开始,她先生不是这样的。”她轻声道,“第一次动手,他跪在地上求她原谅,说只是喝多了,发誓不会再犯。那时候,他还会买花,买巧克力哄她开心,在家抢着做家务,装得像个模范丈夫。”
“后来呢?”
“后来,他说工作压力大,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动手后甚至不会再道歉。”
“最近一年,他去内地接工程,几个月才回来一次。每次回来,舒小姐身上都会添新伤。”
“没有报过警吗?”
“她试过报警。”项姑娘苦笑,“每次警察一来,就低声下气道歉,说有些伤是她自己摔的,有些是他一时冲动。再加上,她父母一直被拿捏着……”
“直到今年年初,两位老人相继过世,舒小姐才……”
“前后很多年了。和我们这里很多需要救助的女性一样,从恐惧到理解,再回到恐惧,转而接受、原谅……最终面对真相,需要走很长的路。但总有人能走出来,这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
“她是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的,决定离开她的先生。”项姑娘犹豫了一下,“请你们……千万别惊动任何人。”
曾咏珊立马转身,对莫振邦说道:“阿头,快通知黎叔别联系她丈夫!”
凝重的气氛被莫sir的笑声打破。
“你们还拿我当阿头?一个个都学会发号施令。”
话是这么说,莫振邦还是摸出手提电话,立刻通知黎叔。
豪仔的笔尖在笔录纸上滑动着,记下密密麻麻的文字。
“这十年间她丈夫经常往返两地?夫妻俩不经常住在一起?”
项姑娘翻档案确认道:“没错,最近半年才长期定居在那边。舒小姐说,怀疑他两边各有一个家,但即便是这样,也不愿意放她自由。离婚——她提过很多次了,她丈夫甚至会拿着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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