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迎接他们的就只有紧闭的大门，和无人应答的门铃。有些住户白天要去上班，但好在总有邻居住着，只要能确认名单上的人还在世，就算任务完成。
名单上的名字被一个个划去，但收获的线索却寥寥无几。
“这户应该有人。”梁奇凯站在楼下，抬头望向二楼阳台上晾晒的衣物，将地址与名单上的地址对照，“衣服还是湿的，刚洗过。”
他们敲了敲门。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开了门，她刚才明显在家里阳台洗衣服，手指泡得发白，原本语气平常，直到他们询问她母亲是否接受过心理治疗，脸色骤然变得难看。
“我妈妈没有心理疾病，她很正常，你们别乱说！”她的声音突然压低，警惕地扫了一眼楼道，生怕被邻居听见，“她只是偶尔睡不好，你们这样上门，别人会怎么想？”
祝晴越过她的肩膀往屋里看去，一个消瘦的中年女性正慌忙收起桌上的药瓶。
而后，她在名单上完成记录。
这样的情况，在警方的走访记录中不是第一次出现。总有人认为心理疾病难以启齿，不愿意寻求帮助，反正别人也不一定理解，于是选择闭口不谈。
而一些终于下定决心求诊的人，也常常因家人一句“别想太多”或“你就是太闲了”，打消所有的勇气。
这些偏见与误解，或许比他们正在追查的案子更难突破。
下一户人家的门铃还能用，铁门上歪歪斜斜钉着手写的门牌。
祝晴按下门铃，铃声在走廊回响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隔壁一个阿婆开门出来：“你们找谁？”
祝晴核对名单：“请问丁盼香还住在这里吗？”
“早搬走了。”邻居阿婆摇摇头，“那女人命苦啊……老公得病死了，自己拉扯个傻儿子。”
梁奇凯追问详情，才知道阿婆口中的“傻儿子”，是真的智力障碍。
出生时医疗事故造成的，治不好。
“后来呢？”
“谁知道呢。”阿婆摆摆手，“突然有一天就不见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祝晴拨通警署电话时，梁奇凯正低头研究走访路线。
他把邻近的地址都标了出来，这样跑起来能节省不少时间。
二十分钟后，警署回电。
“查到了，是一年前的事。”
“去年，丁盼香带着她儿子一起在出租房里烧炭自杀。毕竟——如果她走了，儿子一个人没办法生活下去，不得已才做这样的决定。”
“没选自己家，可能是因为舍不得吧……那儿曾经留下他们一家三口美好的回忆。”
……
另一边，曾咏珊和豪仔来到观塘。
邓巧蓉，三十七岁，未婚。
她在疗愈会资料上填写的，是一间茶档的地址，在这儿工作的洗碗工是包住宿的。
茶档老板不太清楚情况，叫来了领班。
领班将他们带到茶档后面的小巷，这里就是员工们的宿舍。
“巧蓉？她经常帮别人顶班的，上完晚班，紧接着就上白班，就是为了多赚一点钱，给家里寄回去。”
“家里的长女嘛，负担大，妹妹要管，弟弟也要照顾……排班表永远填满，自己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懂事有什么用？”她感叹道，“活着的时候任劳任怨，死了都没人在意，连个烧纸的人都没有。那些弟弟妹妹啊，真是没良心。”
领班说，她记得邓巧蓉刚死那会儿，吓了全茶档的人一跳。
有和她相熟的洗碗工提起，她曾说过，自己是多余的。
“其实巧蓉一直都很开朗的，那段时间却突然意志消沉，说这样的
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提交/前进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