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郑世鸿，我把他留在最后一个。”余锦康冷静地抬起眼，又继续道，“去早餐铺工作，就太招摇了，一是冯耀文没有招人的打算，二是等到案发，警察很容易就会查到我身上。所以，我只是有事没事都去深水埗走一走，买些小吃解解馋。我不会特地打听冯耀文的事，不过他出轨被儿子打，整条深水埗哪个街坊不知道？可惜了，毕竟是亲生儿子，打老豆打得太轻，只是脸上挂了彩。”
第一次下手，余锦康选择的是马国华。
当时，他已经离开集装箱厂大约半年时间，工厂的人员流动本来就频繁，再加上在工作中他从未和管工产生摩擦，就算警方要查，也不会查到他身上。
他一直在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动手。
直到那个下雨天。
“儿童剧场演出那天，也下很大的雨。”余锦康说，“我妈牵着我回家，一路都在数落，她不知道我在后台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白白花钱买了票、租了演出服和假发，还浪费了难得的休息日，结果没见到我上台。我从来没有怪过我妈，她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没有解释，只是低着头。”
“雨越来越大，我们没带伞，就算我在哭，也不会被人*注意。”
“十一岁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雨天。”
第一次动手那天，雨太大了，大到他回忆起儿童剧场的后台。
因此下班后，他连酒店制服都没有换下，直接去了马国华家。初次杀人，余锦康并没有这么周密的计划，雨声回荡在耳畔时，他全副武装，站在马国华家门口。
余锦康算准马国华下班的时间，等了很久，却没等到他出现。他才知道在自己辞职后，集装箱厂生意不景气，工作时长改革，就连管工也需要上夜班。
一周的时间，足够余锦康了解集装箱厂的地形，他赶到厂里已经很晚，在厂房，马国华就像是有预感一般，怎么躺都不舒服，忽然听见脚步声，疑惑地转头。
“他记得我，因为我在半年前，是他手下的工人。”余锦康的唇角扬起一抹冷笑，“他认出我后，刚想问我怎么来了，突然就瞟了一眼，看见我穿的鞋子。”
“他一定很奇怪，那个看起来很‘正常’的工人，怎么会这样？”
马国华根本没有认出，他就是十几年前儿童剧场那个孩子。也许，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位马管工，早就忘记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是，在看见那双高跟鞋时，他的眼神同样讥嘲，唇角上扬的弧度也和当年如出一辙。
但是，他的笑容很快就定格了。
或者说，他的生命在那一瞬定格。
“他站起来，明显还是想取笑我，我没有再和他解释什么，和这种人说再多，有意义吗？我指了一个方向，让他看那边。正常人都会转身看过去吧——”余锦康比了一个勒紧绳索的手势，咬紧牙关，“就在他转身时，我杀死了他。”
余锦康并没有儿童剧场那张大合照。
但再回忆那天的细节，仿佛周遭一切嘈杂的声音都被屏蔽，注意力就像是镜头一般锁定，他看见的、听见的，只和那四个人有关。
他看见马国华差点跌倒，手掌朝上。
于是，就让他在死后同样保持这样的姿势。
“修眉刀、唇膏和腮红，都是我在路边小店随便买的。”余锦康说，“和小时候一样，我不会化妆。”
凶手用的修眉刀，和詹伟强吃回扣的修眉刀是同一个品牌，不过巧合而已。
但第一次，他太急，尤其听见有人出来查看的脚步声，立即逃跑，不小心将小刀落下了。
“我以为自己完蛋了。”
“但没想到，等了一段时间，没人来抓我，报纸上只有很小的版面登了这起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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