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次性的。”
苗月父母补缴的，其实已经是补助后的费用。
“之后没有了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苗月母亲的脸上肉眼可见地显露出哀伤和迷茫，她眉骨清秀、脸型圆润，但连年的操劳让她几乎没有一点笑容，即使弯了嘴角，也只剩苦涩。
方宜离开病房，久久无法忘记苗月母亲的样子，那么疲惫、无助，眼里只剩下对生活的麻木。她当即给朋友打了电话，找到一份苗月母亲在附近就能干的零活，这样即使她在医院照顾孩子，也能有一份收入。
然而，她还未将这个消息告知。当晚，苗月就突然发病，再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
直到第二天清晨，苗月才脱离生命危险，被暂时送到监护室观察。
苗月的心脏情况有所恶化，经过多学科专家会诊，原定的手术不得不推迟到年后。苗月父母的脸色也愈发惨淡，一次手术就意味着多一笔费用，再加上住院费、医药费，即使有补助也是天文数字。
午后，方宜回病房拿东西，一走进房间，就本能地感到异常。
几秒后，她才察觉到，苗月父母大包小包的行李，全部都消失了。苗月病床的床头上，放了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方宜打开，里面是许多崭新的玩具、图画书，还有一个信封。
信封里塞着一沓花花绿绿的纸币，甚至还有一元、五毛的硬币——
可以是一千元，可以是一万元，但不能是五千三百七十八块五毛。
方宜心中警铃大作，立马询问病房里的其他人，一位老奶奶告诉她，这对夫妻大约一个小时以前走的，说是去给孩子买些水果。
买什么水果，需要两个人背着所有行李去？
一个小时前，大约就是专家会诊结束以后。
窗外大雪纷飞，方宜伫立原地，仿佛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从头到脚，寒冷彻骨。她不得接受一个事实：苗月的父母大概率是抛下这个孩子跑了。
她拿出手机，第一个电话本能地打给了郑淮明。
一直没有人接听。
方宜果断挂掉，打给了李栩，告知情况后，又打给了沈望。然后她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冒着大雪，在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寻找。
医院周围有不下十家水果店，室外寒风大作，大雪飘扬，几乎迷了眼睛。方宜没有打伞，一家、一家地询问、描述，是否有见过一对夫妻。与其说是真的相信他们的托词，更像是留有的最后一丝希望……
结果都是否定的。
方宜茫然地走在街头，她没有戴围巾，也没有戴手套，一双手冻得通红，雪花落满了她的长发。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在她身侧停下，车窗下降，露出驾驶座上郑淮明的侧脸：
“上车。没用的，他们不可能去买水果了。”
他的声音消散在大雪里，听得不真切。
方宜看了郑淮明一眼，虽然她心里已经隐隐有了答案，可被他如此强硬、笃定地说出来，还是像一根针刺进了心里，微微作痛。她不想上车，更不想和他同处一个狭小的空间，自顾自地往前走去。
轿车在路边停下，郑淮明打开车门，从另一侧走下来。他连外套都没有穿，上身一件灰色高领毛衣，高大的身材在大雪里显得如此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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