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都说改革开放是压力与机遇同在，不管是公家单位还是个人，都要放开手脚大胆干。现在百货商店卖的都是国家计划调拨商品，但商品种类太少，都是老几样，也不关心市面上流行什么，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就限制了商店本身的发展。我们生产的罐头虽然不在计划调拨之列，可我们厂是集体企业，商店里卖集体企业的罐头，也不能算是危害国家利益呀。”
贺明珠的话给了经理一个台阶，在情理和法理上都给了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经理基本已经被贺明珠说服了，但还是说了句：“你说得有道理，可我们商店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做决定。”
贺明珠说：“总要有第一个先例呀。现在好多国家单位都在做买卖，乌城这边已经算是反应比较慢的了，听说北京的大商店早就有包柜台的了，每个月能收大几千块的租金呢。”
“一个柜台能有几千块的租金？！”
经理震惊了，要知道现在商店的柜台一年也不一定能挣到几千块的利润。
贺明珠说：“是啊，商定只管把柜台租出去，什么事儿都不用管，只管收租金就行。”
经理追问：“北京的工商不管吗？”
贺明珠压低声音：“当然管啊，所以不能让他们知道。”
经理眼睛一亮：“这样也行？！”
在1984年，国营商店出租柜台还是不被允许的，认为会危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由于商店内的商品都来自于计划调配商品，且为计划定价，商店的采购自主性受到极大限制。
在改革开放后，大量计划外的商品涌向市场，与计划商品争夺市场份额。
这些计划外的商品有的来自海外进口，有的则来自本土的个体户或红帽子企业，身段灵活，一切生产向市场看齐，与计划内的国企截然相反。
一方是根据市场流行风向而及时调整生产，一方却滞后乃至自行隔离市场，此消彼长，计划商品愈发无人问津，时间长了，国营商店也吃不消积压的库存。
因此，北京的一些商店就偷偷摸摸地将柜台出租，双方瞒着工商局，私底下签合同，悄悄地开始了柜台外包的买卖。
由于柜台承租方没有执照，也没办手续，要是被工商知道了，就会被查封全部货物，商店也会受罚，因此双方的口风都很严，柜台出租的事只在很小范围内流传。
贺明珠是上一辈子知晓的，当时柜台出租已经是很普遍的商业行为了，当事人才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出来。
贺明珠将自己所知的关于柜台承包的事都告诉了经理，经理听得如痴如醉，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眼中迸射出炽热的光芒。
直到有人敲响办公室的房门，经理才反应过来，急忙低下头，掩饰性地清了清嗓子。
“这位贺厂长，你先回去吧，我们还要再讨论一下，有消息了会告诉你的。”
听到这话，贺明珠知道这事儿已经十有八九成了。
果然，没过两天，商店方面就通知贺明珠来签合同。
商店还是没敢把步子迈得太大，谨慎地从最基础的代销模式开始。
贺明珠也不贪心，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路要一步一步走，只要有了开始，双方建立起信任关系，后续进一步的合作就不成问题了。
“煤矿人家”牌罐头入驻国营商店，还被摆在了商店最显眼位置的柜台上，售货员一改晚娘脸，热情不已地向来往客人介绍着罐头的口味。
在贺明珠的建议下，柜台旁摆着一个酒精炉，罐头被倒进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将香味传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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